但是，随着对资本管制的放松，人们开始怀疑资本确定原则的功能。这种质疑源自三个方面：第一，放弃法定最低资本额。我国公司法在 2005 年开始出现法定资本要求低额化趋向，并在 2013 年全面放弃一般公司法定最低资本的要求。第二，实行全面认缴制。同样，全面认缴制与资本确定原则的功能无涉。股东对公司无论是实缴出资还是认缴出资，都没有改变股东对公司负有的出资义务以及股东对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第三，最有冲击力的影响来自“资产信用论”。资产信用论者认为，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与公司交易时，交易对手更多地关注公司资产状况而非公司资本，即公司资产是公司信用的基础。有观点认为，资本信用的神话已经破灭，其忽略了对投资资源的全面、充分利用，牺牲了投资者的自身投资优势和公司的实际需要。亦有学者指出，公司资本总是要用于具体的投资，转化为各种形态。以一个静态的资本去约束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公司的法定资本制度是一个典型的“刻舟求剑”式的保护债权人的方式。曼宁( Bavless Manning)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公司的‘法律资本’纯粹就是个任意的数字，它同与债权人密切相关的企业经济状况毫无关联。”